1955年6月，刘亚楼到杭州看望毛主席。毛主席问他到杭州干什么？刘亚楼说准备空军入闽。毛主席反问，这是谁决定的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中央还没有讨论就决定了？
一九五五年六月的杭州，湖面看着安静，风吹过来还有点潮。可东南沿海那边，气氛不是这般软。福建的机场在赶，海峡上的岛屿像几颗硬钉子，马祖、金门都摆在那里，谁也绕不过去。
空军要不要往福建放，听着像部队换个地方住，真落到桌面上，却是能牵动半个棋盘的大事。
刘亚楼就是在这个时候到了杭州。
他不是闲人，肩上挂着空军司令员的担子。新中国空军才起步没几年，家底薄，脾气却硬，正需要他这种见过大阵仗的人撑着。他去看望毛主席，本来像是老部下见老领导，话里该带点暖意。毛主席看见他也高兴，可转念一想，不对。空军司令员不在北京，不在机关，跑到杭州来，总不能只是看看西湖。
毛主席问他，到杭州干什么。
刘亚楼答得直，说是到东南沿海安排空军入闽。屋里的气氛一下冷了。毛主席追问，谁定的？谁让空军动起来的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中央还没有讨论，怎么已经办到这一步了？刘亚楼见话头不轻，赶紧说明，是总参谋部粟裕总长下的命令，本月内要把福建机场建设推进下去，还要调一支空军部队进驻福建。
这句话听在毛主席耳里，分量不轻。
飞机还没飞，政治上的风声可能已经先飞出去了。空军不是普通部队，往前沿一放，对海峡对岸是信号，对更远处也是信号。毛主席当即叫停，要求总参谋部解释。杭州那点湿润的风，还在窗外转，可屋子里已经没什么闲话了。
粟裕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不能简单说成胆子大。他在解放战争后期就接过攻台准备这副担子，当时筹划过六十万人的渡海作战力量。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远东局势突然变冷，美方海上力量插了进来，原来要推进的任务只能缓下来。缓，不等于放下。
对粟裕这种人来说，没打完的仗，像石子藏在鞋底，走几步就硌一下。
五十年代中期，海军、空军总算有了些模样。虽说还年轻，不算富裕，可总比过去只靠陆军硬顶强得多。
一九五五年一月，一江山岛作战打出了陆海空协同的样子，给沿海作战添了一层经验。粟裕看得明白，海峡方向不能光靠血气。机场、航程、制空、补给，这些东西听着冷冰冰，真到战场上，能少流许多热血。
所以在他的战备账本里，空军入闽并不是突发奇想。一九五四年，粟裕任全军总参谋长，位置变了，看得也更远。台湾方向的大任务没有消失，东南沿海的主要岛屿还压在那里。马祖、金门一带要真有动作，福建前沿没有空军支撑，心里就不踏实。粟裕想把准备做在前头，这点并不难理解。
问题出在一个“变”字。
五月中旬，粟裕已经把福建机场建成后进驻空军的意见报上去，毛主席也批过，交有关方面办理。若按寻常日子看，批过了，照着办，似乎没毛病。可军国大事最怕“似乎”二字。天气把机场建设拖了一阵，具体执行到了六月才真正逼近。一个月，在饭桌上就是几顿饭；放到海峡上，风向可能已经换了。
那年春夏，中国在国际场合正释放缓和信号。万隆会议之后，和平共处、求同存异这些话，不是摆在纸面上好看的。它们会影响外界如何看中国，也会影响海峡局势能不能压住火。这个节骨眼上，福建突然推进空军进驻，军人眼里是战备，外人眼里也许就是另一种姿态。毛主席敏感，敏感就敏感在这里。
粟裕不是没有请示，刘亚楼也不是故意越界。真正的缝隙在执行前少了一次重新确认。批示是五月的，行动落在六月，中间情况有变化，就该再问一句。军事命令不能只认旧纸条，尤其是牵动海峡的动作，更不能靠惯性往前推。仗要准备，火候也要看。棋子落得太早，可能把谈判桌上的椅子都震动了。
粟裕后来写了书面检查，承认考虑不周，安排失当。毛主席没有把话说死，也没有否定他过去的功劳。意思很清楚：此前报过军委，不能说完全没规矩；可具体行动前还要再请示，要看主客观条件变没变。这不是小题大做，是给军队系统划线。
越是精锐力量，越要懂得一脚踩下去会响到哪里。
刘亚楼这一边，也算吃了一记提醒。作为空军司令员，执行命令是本分，可空军入闽不是寻常调防，多问一层、多想一步，并不丢人。年轻军种有锐气，也要学会把锐气收进规矩里。战机飞得快，报告不能慢；跑道修得急，判断不能糙。
同年九月，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，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杭州这场风波没有抹掉两人的功劳，却把一个道理摆得很明白：毛主席信任能打仗的人，也会敲打会打仗的人。前线需要速度，中央要看全局。将领盯着机场和航线，最高决策者还要盯着海峡、国际会议、对手可能产生的误判。
那间屋子里，刘亚楼站着回话，毛主席的目光落在“空军入闽”几个字上，窗边纸页轻轻响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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